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喬福機械評價」的推薦目錄:
喬福機械評價 在 依娃的飛行紀錄-女性飛行員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失落的勛章:被遺忘的二戰女子飛行隊
http://history.people.com.cn/BIG5/198307/12998408.html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群獨立、自信的美國女性夢想著像男人一樣沖上雲霄。她們經受了旁人的懷疑、嚴苛的訓練,一次次完成危險的任務,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和尊重,即便犧牲,也無法按軍人禮儀舉行葬禮。
1943年四月的一天早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甜水”鎮的居民像過節一樣守候在“復仇者”空軍基地外,他們興高採烈像看西洋鏡似的,有些人甚至還帶上了野炊餐具。“從基地通往80號公路的每個方向的車都停了兩英裡,”一位17歲的女孩回憶道。
下午三點左右,數十架敞式座艙單引擎飛機出現在天際。“這邊來了一架!”有人叫了起來,“哦,那邊也有!”
興奮的居民們對這些訪客們充滿了好奇,畢竟他們從來沒有看到過女人駕駛飛機。而這些女人帶給“甜水”鎮的不僅是視覺上的沖擊,更有文化上的沖擊。
這些飛機屬於女子航空勤務飛行隊(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WASP),是二戰期間美國婦女在后方組成的一個后勤服務隊。
初來乍到的學員們讓當地人大開眼界。她們穿著不合身的卡嘰連衣裝,“獨立、自信、自立,至少在我看起來如此。”海倫·凱莉,鎮上的一位年輕女孩對女飛行員們如此評價。凱莉在鎮上的洗澡堂子裡細致地觀察這些人,“她們脫得精光,赤著腳在裡面追逐,毫不害羞。鎮上的女人在洗澡的時候,都得穿著浴衣,裹得很密實。”這些女飛行員說話的腔調聽起來也很不一般。“她們罵人,而且用詞潑辣,那些臟詞是我們鎮上沒修養的女人才干的事。”
“矢車菊”旅館的老板查爾斯·羅伯遜回憶說,這些女飛行員周末會成群結隊到他這裡來擦鞋子。“大多數的顧客會給點一點小費,或者干脆什麼也不給。而這些女人則大方得多。”她們手往褲兜一插,摸到多少就是多少。羅伯遜對這些女人的那種豪爽勁羨慕極了。
這種豪爽勁也在杰奎琳·科克蘭(Jacqueline Cochran)身上體會出來,她是WASP的創立者。
給羅斯福總統夫人的信
科克蘭自己也不知道她是哪年生的,在她還是嬰兒的時候就成了孤兒,是另一對夫婦收養了她。這對夫婦很窮,他們在佛羅裡達州和喬治亞州的一些小鎮上輾轉居住。科克蘭隻上了兩年學,就進入一家棉花加工廠干活。那時,她隻有八歲,每小時掙六美分。
為了改變命運,她決定當一名美發師,隨后去了紐約。在紐約第五大道,她在一家美容院找到了工作。在一個有錢的主顧的介紹下,科克蘭遇到了金融專家弗洛伊德·奧萊姆,並嫁給了他。
奧萊姆給科克蘭買了一架飛機,勸她去學習駕駛。科克蘭一聽,竟真的去了紐約長島的羅斯福空軍基地學習飛行。在經過兩周半的學習后,她剛獲得正式的飛行員執照,便迫不及待地把飛機開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那一年是1932年。
1938年,科克蘭在美國著名的年度跨州長途飛行競賽——本迪克斯飛行錦標賽上,以八小時十分鐘飛行3270公裡的成績,擊敗了另外九名男飛行員,頓時揚名美國航空界。
1939年,德軍坦克開進華沙后,已是著名女飛行員的科克蘭給當時的美國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寫了一封信,建議軍隊征召女性飛行員,“男人在前方殺敵報國,女人們也可以在后方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譬如駕駛救護飛機或者通訊飛機或者運輸機,這樣能夠讓男人們有精力去做執行更加重要的使命。”
但是五角大樓回復她說:“完全不切實際”。一份備忘錄上這樣寫道,女人們“在戰時駕駛飛機會過於緊張。”科克蘭對這個聽起來貌似很恰當的理由嗤之以鼻。1941年夏,科克蘭帶著總統的“批示”來到五角大樓,這個批示是總統夫人多方周旋才從羅斯福那裡弄到的。但五星上將、美國陸空司令亨利·阿諾德依然拒絕了她的提議。他說,軍隊有足夠的男飛行員。 然而,隨著戰爭的進行,男飛行員的數量漸漸在減少。阿諾德漸漸改變了立場,空軍轉運部部長威廉姆·特納也贊成引進一些女飛行員。
得到空軍支持后,科克蘭開始在全國大招募。她要求,申請者的身高不能低於1.59米,年齡不低於18歲半,飛行時間不少於200小時。為了吸引技術成熟的女飛行員加入,1942年9月,科克蘭在首都華盛頓的“五月花飯店”舉行了一場雞尾酒會,邀請第“國際女飛行員99組織”成員出席。這個組織是1929年,由99名美國著名女飛行員組建的,意在為女飛行員搭建一個交流技術、聯絡感情的平台。
“如有需要,你們願意為祖國而飛翔嗎?”科克蘭向出席酒會的女飛行員們發出了邀請。兩三次聯誼酒會后,在科克蘭的鼓動下,大部分女飛行員都走出了家門。
一個月后,“99組織”的成員簡·斯特拉漢(Jane Straughan)收到了一份電報,建議她立即報名為國家盡自己一份力。簡·斯特拉漢起初以為這是個玩笑,因為她丈夫已經報名參軍,開赴到歐洲戰場。但架不住大伙的勸說下,她也填好了申請表格。
簡是在馬裡蘭州的一個飛機場學會開飛機的,1938年,她獲得了駕駛商用飛行的執照,並加入了女子飛行精英俱樂部“99組織”。因為技術過硬,她被聘請為英國恩斯特龍飛機制造公司唯一的女駕駛員,其任務就是向客戶展示飛機。
“我去了休斯頓,成了做實驗用的‘小白鼠’,”簡·斯特拉漢成了女子飛行隊的第一期學員,駐扎在特拉華州威明頓“新堡”空軍基地,受空軍轉運部指揮。當時她的主要任務就是把戰斗機從生產線轉場到空軍基地。斯特拉漢開過的飛機可謂不計其數,后來她回憶說,有Piper Cubs, PT-19, PT-23, Vultee BTs, AT-6, AT-9, AT-17, C-60, C-61, P-24, P-39, P-40, P-47, P-51, P-63。
男性的質疑
除了簡之外,科克蘭的招聘在全國吸引了2.5萬名申請者,有1830人獲選,最后獲得飛行的資格有1074人。
1942年11月,申請獲得通過的學員們被安排到了休斯頓的霍華德·休斯空軍基地。這個地方缺乏教室、食堂,給她們訓練用的飛機還在路上。沒有統一制服,她們什麼都可以穿:牛仔靴、拖鞋、馬靴,一個學員甚至還穿著毛毛拖鞋。飛行隊唯一統一發放的物資是發網,因為軍方擔心那些飄逸的長發在飛行時引發不測之禍。
1943年4月,學員們終於轉移到休斯頓“甜水鎮”的“復仇者”基地。
她們引起了美國新聞界的高度關注。1943年四月底,《休斯頓郵報》雇佣了一位美聯社的記者報導了女子飛行大隊遷移到了“甜水”鎮的新聞,報紙給大隊起了個綽號“口紅大隊”。記者休·威廉姆遜形容這些新兵蛋子時說,她們的“身材苗條得像飛機的線條,皮膚晒成了標准的古銅色”。
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后,她們的朋友和家人發現這些女孩都變得粗獷而不修邊幅。
她們在軍營裡過著枯燥乏味的生活,早上六點鐘被晨號叫醒,然后是學習莫爾斯電碼、模擬通訊、飛行訓練,根本沒有時間讓她們去梳妝打扮。訓練期間,她們都穿著肥大的陸軍機械師工裝褲。拜德州西部的大風和長時間的訓練所賜,女孩們的發型和妝容全都變得亂七八糟。可那有什麼關系呢?
唯一讓她們覺得沮喪的,是來自美國社會固有的性別歧見。1944年,美國陸軍訓練部將軍巴頓·楊特和巴尼·吉爾斯將軍來基地視察,竟然讓女飛行員充當儀仗隊。更離譜的是,這次視察中,吉爾斯竟然問他的妻子,“你不覺得他們很性感嗎?”
《飛行雜志》上就講了一個故事:某一天,女飛行員伊莎貝爾·芬頓駕駛著“文圖拉”中型轟炸機飛臨達維斯基地6000英尺的上空,追逐著一架靶機進行射擊,僅用了20發子彈芬頓就打中了靶機。但是當芬頓駕駛轟炸機離開基地的時候,一位上校卻咕噥出這樣一句話:“見鬼,這個女人怎麼不去死啊。”
轉運飛機
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各大公司開始大量生產飛機,但因男飛行員大量在海外參戰,如何將工廠生產出來的飛機開到軍事基地去成了棘手問題。女飛行員們接過了這個繁重的活。
那些從“復仇者”基地畢業后的女飛行員被分配到了美國各地。有些人去轉運飛機,另一些則負責空運管理或成了醫護人員。特別優秀的飛行員,被安排去南卡羅來納州的達維斯基地從事靶機工作。
WASP的飛行員從來沒有參加過實戰,但她們卻創造了驚人的紀錄。她們出現在美國境內120多個陸軍航空隊基地,駕駛過美國陸航所有機種,其中還包括具有試驗性質、危險系數很高的特種戰斗機。像有“寡婦制造者”之稱的B-26轟炸機,這是一種雙引擎的轟炸機,因起飛時容易墜機而享有“寡婦制造者”的惡名。
很快,女飛行員們又開始駕駛美國最大、最新的轟炸機——B-29“超級空中堡壘”。這種飛機以難操控而聞名全美航空界。科克蘭告訴空軍司令阿諾德將軍,她的女飛行員們已經征服了這些大家伙。“如果一個女性能夠做到,你們男人也應該可以。”她說。
玫瑰凋零
1942年夏天,當科克蘭在全國招收女飛行員時,出生於俄勒岡州的美籍華裔李月英毫不猶豫地報名參加了,成為WASP的第4期學員。
在接受了為期6個月的訓練后,李月英被分配到位於密執根州羅穆盧斯的第三轉運隊。當時的任務異常繁重,李月英在給妹妹的信中抱怨:“一周7天都要工作,幾乎沒有休息時間。”
1944年11月23日,美國蒙大拿州大瀑布空軍基地。作為援助法案的重要中轉站,P-63“眼鏡王蛇”將在這裡匯集,然后轉運到別處。由於有太多的飛機涌入機場,控制塔台一片手忙腳亂。一個男飛行員駕駛的P-63無線電出了故障,他無法得到塔台指示,於是他決定自主降落,但是他恰恰對准了李月英准備降落的跑道。塔台發現險情,要求馬上爬升盤旋待降。但是那個男飛行員無法聽到這個指示,而他恰好飛在李月英的后上方,絲毫不知道危險臨近的李月英按塔台指示拉起飛機……
兩天后,李月英因傷勢過重離開了這個世界。當李家為孩子選擇墓地時,被有關方面毫不猶豫地拒絕:亞洲人無權被安葬在白人墓地。經過艱難而漫長的抗爭,她被安葬在哥倫比亞河的山坡上。
雖然WASP執行的是軍事任務,但是她們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婦女飛行隊扮演著類似現在伊拉克那些黑水保安公司的角色。從1942年到1944年,共有38名女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時殉職。她們無權按軍人禮儀舉行葬禮,不能享受儀仗護衛和官方提供的喪葬服務等男飛行員能享有的待遇,她們的棺木上甚至不能覆蓋美國國旗! 連她們的葬禮費也要靠同學、同僚和朋友募捐。
遲來的尊敬
1944年,由於二戰大局已定,許多男性飛行員再也不想去歐洲,更不願意去太平洋戰場。1944年2月,加利福尼亞的議員約翰·卡斯特羅要求把這些女飛行員轉為正式的空軍飛行員。6月19日,這一提案在眾議院投票時遭到失敗:188票反對,169票贊成,73票棄權。
1944年12月4日,科克蘭宣布WASP解散,大約100名飛行員返回了基地做最后的告別。在告別儀式上,阿諾德說:“在1941年的時候,我並不肯定這些年輕瘦弱的女子能夠駕駛B-17。現在到了1944年,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女人能夠和男人一樣在藍天翱翔。”
女子飛行大隊解散后,成員們沒有得到軍方任何補助或榮譽,檔案也被封存,她們對於二戰的貢獻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歷史學家也不太清楚。但生活還得繼續,一小批人進入了空軍,一些人干起了空姐的工作。但大多數人開始結婚生子,而且從來不談論她們的經歷。
1976年,美國空軍宣布,空軍學院有10名女飛行員即將畢業,“她們是首批駕駛美國軍用飛機的女飛行員”。這激起了仍健在的WASP隊員的憤怒。這件事在美國國會引起一輪激戰,WASP的檔案記錄終於被啟封。1977年11月,美國總統卡特簽署法案,同意給予WASP二戰老兵的待遇——這意味著她們去世后,有權在棺木上蓋一面美國國旗。
2009年1月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國會決定授予女飛行員們國會金質勛章,大約300名健在的女飛行員現場見証了這一歷史性的時刻。在典禮上,奧巴馬說,“每一個美國人都應該感謝她們的無私奉獻”。2010年3月10日,200名健在者趕到國會大廈,從議長佩洛西手裡接過了國會金質勛章。
“非常遺憾,很多人已經不在了,這枚獎章恐怕永遠不能彌補那些人。”一位老兵感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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